马家老八

有幸两度从师门

——忆恩师汪坦

 

马国馨

 

时光荏苒，又快到2011年的12月，汪坦恩师去世已经整整10年了。汪师是2001年12月20日早上8:50去世的，我中午才知道这一消息，当时正在去南方参加一个学术会议途中的大巴上，同车的庄惟敏教授得知消息后马上告诉了我，突如其来的噩耗让人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因为此前汪师虽有几次住院甚至病危，但都化险为夷，平安度过。而这次在我离开北京前的19日，还刚刚给汪师和师母寄去新年贺卡，并附上了前不久和老伴儿一起去意大利一游的照片，想让他老人家也分享一下我们面对灿烂古罗马文化时的喜悦心情，谁料先生还没收到我们的贺卡，就远离我们而去了。

回到北京，27日上午在八宝山和汪师告别之后，下午到清华又参加了先生的追思会，在缓缓的古典音乐背景下，先生的同事、学生们深情地回忆着他的为人、治学、传道、解惑……，这些发言都刊登在《世界建筑》2002年第2期上，当时我正开始学习写一点诗句，于是十分认真地整理了八句表示对汪师的回忆和怀念。

 

有幸两度从师门，耳提面命沐深恩。

授业传道融中外，研史立论贯古今。

会通超胜荆棘路，坦荡豁达平常心。

薪承火传志未已，德言风节遗后人。

 

10年来汪师的音容教诲仍时时萦绕于心，先生去世后，《华中建筑》曾专门编发过两篇纪念文章。2006年赖德霖学弟在《近代哲匠录》一书中特别附上了他根据汪师在1989-1997年间的7次谈话所整理的近8000字的“口述的历史：汪坦先生的回忆”，记录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并做了详细的注释。2009年吴耀东学弟经过3年的编辑整理，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1948，生活在赖特身边》，收录了先生赴美学习期间的60封家书和回国后的一些回忆文字，使我们对先生的生活、思想、爱好等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而自己记忆中的先生更是经常浮现在眼前。

两次受教于汪师可能就是我和先生的缘分，虽然这两次之间相隔了22年。1959年我们在清华建筑系求学时汪师刚从大连应邀到清华执教并任副系主任，从二年级开始课程设计，我就分到了先生负责的小组，当时我十分高兴，而有的同学因为没有分到这一组，就不太愉快。后来我是接连3个学期的设计课，即教学楼、别墅和文艺图书馆设计都是由先生辅导，从此开始了对先生的认识和了解。当时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条件很艰苦，但学术环境比较宽松，现代建筑运动“祖师爷”们的名字开始在我们这些初学建筑的学生中传诵，尤其汪师曾经在美国建筑大师赖特那儿学习过，更是充满尊崇之情。那时我们拼命手抄一些大师们的资料，由于当时环境闭塞，很难见到欧美的资料，后在外文书店见到一本俄文版赖特著的《未来的建筑》，除文字外还有许多照片和图纸，马上如获至宝买了回来。也就是在那时第一次听到了“流动空间”的提法，虽然还是一知半解，但在谈话中也算很“时尚”了。

教学楼设计是我们入学以来的第一个设计项目，初学设计而又不得其门而入的难处可想而知。那时汪师的第一改图，是在一张约10cm见方的黄色草图纸上，为我勾画了教学楼入口处的立面处理方案，用粗铅笔和彩色铅笔表示了入口柱廊和后部砖墙的关系，形成了大片阴影的虚实对比，简单的勾勒使立面生动多了。到别墅设计时提供了香山不同的地段，并都起了极富诗意的名称，如“阆凤别邺”、“静宜轩”等，我分到的题目叫“嘉树轩”，因为看了些赖特的资料，所以在设计中也竭力加以模仿，什么水平伸展的平台，镂空的大挑檐，空间的流动等都尝试一下。设计过程中没出什么大问题，但在最后的渲染表现图时却遇到了麻烦，当时的纸张很不好，也越画越急，越画越脏，到最后都没法收拾了，先生在看图的时候也极不满意，把我狠狠批评了一顿，我自然也很不甘心。但第二天就要交图，时间也太紧了，我那时住在校文艺社团的宿舍正好有一间空屋，于是我马上重新裱了一张纸，一夜没睡把表现图重新画了一张，当时是争分夺秒的紧张，自然第二天也让汪师感到十分意外，最后还得了一个好分数。近年在班长叶如棠当年的笔记里见到他手抄下我当时设计的平、立面，深感当时的稚拙。汪师母后来告诉我，先生回去时和她谈论过此事，并说：“我狠狠的剋了他一顿。”师母还说为此事先生也曾受过责难。

印象深刻的另一件事就是大家到汪师家去做客，在校期间我很内向，不太和人交往，但去先生家我还是充满了好奇的结伴而行，也想看看教授家里到底是什么样子，记得好像去过两次。先生家住在胜因院的单栋平房，在我们眼里居住条件还较宽敞，虽放了不少东西，但同学们都能挤得下。第一件事是知道了汪师母就是音乐家马思聪先生的妹妹马思琚，在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大提琴，所以二人有共同的音乐话题并收藏了大量唱片。另外墙上镜框里有一副用棕色钢笔画的赖特的小住宅透视图也让我们注目良久（后来这幅透视图还曾刊出于清华建筑系编写的《建筑画透视与技法》一书中）。我们围坐在汪师的周围，听先生讲绘画、讲音乐、讲历史……讲到精彩之处，先生会瞪大了眼睛盯住我们，提高了原本就很响的大嗓门，伴着他爽朗的笑声，我们也深受感染。记得他曾讲过梵高自残一耳的自画像故事，还讲过他每次寄信贴邮票都要注意信封的构图问题，在不知不觉中扩大了我们的知识视野和美术素养，以至直到今日我寄信或发邮件时都十分注意信封上的字体大小和文字的构图安排。

    在以后的课程中，虽然汪师不直接教我们了，但在系里，在每年的新年联欢会上都还是能见到他的身影，当时先生还兼任清华土建设计院的院长和校工会副主席，工作繁忙可想而知。大学最后一年我们去四川绵阳参加清华分校的现场设计，没有和班上其他同学一起毕业和合照毕业照。但现场设计组的各系同学在9月份回校后却荣幸地和蒋南翔校长等领导一起照了毕业照，汪师也参加了，那是我们在大学时期和先生的最后一次合影。毕业后不久就开始了“四清”，后来又开始了文革，清华首当其冲，建筑系更是处于风口浪尖之上，批判“反动路线、反对权威、修正主义流毒”，铺天盖地。尤其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据统计学校立案审查了1120人，定为敌我矛盾的167人，听说汪师被安上了“美国特务”的吓人头衔，并成为当时“六厂二校”诸多“典型”中所提到的重要反面教材。估计就是汪师自述中所说的抗战时期在中央大学当助教时，美军到大学招人做翻译，先生也报名受训，投笔从戎，学会了打枪和跳伞，成了五人小组的翻译，战后还去了河南接收等那一段历史。1969年后到江西鲤鱼洲去走“五七道路”，分配到土木班做木工活。那时先生53岁，费麟先生曾问他是否太累，先生笑笑说：“现在已是半截子埋土里的人了，无所谓。”在当时高压和极“左”的背景下，先生精神和肉体上受到的折磨可想而知。但落实政策复出之后，先生和师母从未向我们讲过这段历史，每年校庆日回到系里，都会看到先生在系馆门厅满面笑容地迎接大家，叙旧合影。1995年是我们建五班毕业30周年，我们为出版纪念册，特邀汪师题词，时年79岁的先生写了长长的一段话：“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可是这三十年——1965-1995却不能等闲视之，它让一代新人经受了史无前例的荡涤，值得青年们终身回忆，对老人也称得起一种来迟了的幸运，我觉得这一段变革甚至比光辉的五四时期显得更为深刻，对许多关键问题——如民主化、科学化……认识会更清醒些，一些伟大的思想如马克思主义，在那时还只是理论探讨，今天已经受了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实践检验，尽管其表面现象看来似乎是不幸的，有些人为错误和弱点的暴露无（毋）宁说是一件大好事，按其本质说仍是至为崇高的，是不可动摇的。宗教者尚且以‘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渡尽，方为菩提’自励，何况是热血的革命者们呢！‘天下为公’没有错！”从中也可以看到汪师坦荡的胸怀和深湛的思考。

    没想到在毕业20多年后又遇上了再入师门的机会。1987年在亚运会工程设计工作正紧张进行之时，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清华开始招收论文博士生的消息。虽然那时的设计和施工均非常的紧张，但自己也不愿放弃这个再学习的充电机会，当时的设计室领导刘克谦也十分支持，于是联系了系里主管研究生工作的王炳麟先生，他告诉我最主要的条件是45岁以下，中级职称，这两条我都恰好合适。当时还为在设计院没评上高级职称而不太高兴，没想到却为报考提供了方便。至于专业选择和导师，考虑到自己已在设计院工作多年，最好能拓展一下设计工作以外的未知领域的知识面，加之对历史一直比较感兴趣，又从日本学习回来不久，论文的方向也想选择与日本建筑历史和文化方面有关的内容，于是在9月里先给汪师去了信，然后又去家里谈了一次。那时先生已经搬到了由吕俊华先生设计的台阶式住宅里了，房间虽然不少，但客厅里放下钢琴后就显得较挤了。汪师复出之后先任《世界建筑》的社长，又去深圳大学创办建筑系，又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建筑理论译文丛书》拟定数目，又去各地讲学，看得出年近古稀的先生要努力把文革中失去的岁月抢回来。11月9日由汪师、陈志华师、关肇邺师3人面试一次，此后王炳麟和公共教研组的卢谦老师又口试考了一次外语，最后在1988年1月得到正式通知，总算列入汪师门墙。当时和我一同报考的还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的萧默学长，和先生当时正带的博士生赖德霖、陈伯冲、吴耀东以及日本学生西泽相比，年过不惑的我们真是地道的大龄学生了。

    按规定应在两年内完成论文，但因亚运会工程的原因，最后推迟了5个月于1991年答辩。因为是在职学习，所以汪师在学校为研究生讲课时就通知我去参加。记得第一年中有那么4-5次，第一次是在先生家，作为历史教研组对新生的欢迎会，先生讲了有关看书和研究方向问题，并给我一厚沓下载的文献目录，当时我已完成了《丹下健三》一书的书稿交出版社，当然以此为论文基础好像容易一点，但自己还想多拓展一点，所以决定还是另选一个题目作为论文方向。又过了一周在历史教研组讨论建筑的内容与形式，因为这是建筑理论的核心问题，好像是由萧默做中心发言，列举了梁思成、刘秀峰、戴念慈、李行、侯幼斌和曹庆涵等人的不同观点进行讨论。另一次先生的讲课是在9月份，他所有的研究生都到场，等于彼此见面认识。要讲的是文化和科学的不同层次，但大部分时间是在介绍阿恩海姆的《视觉思维》和斯科特的《人文主义的建筑》，尤其更多地涉及了后者。斯科特的基本美学观点是“移情论”，是把本人的喜怒哀乐、感情和性格都移到对象上去。在建筑评价问题上，单纯的经济标准、技术标准都有一定局限性，只有用文化、美学这条线才能解释清楚……这些都是上世纪90年代初汪师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建筑理论译文丛书》推荐书目中的重要著作。改革开放后，除了国外建筑师陆续进入中国建筑市场外，有关国外建筑理论、建筑美学、哲学、心理学、史学、设计方法论等重要著作的引进和补课也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这些理论涉及到不同时期的各种思潮，不同的视角，有些还曾被视为“禁区”，而汪师正是这一基础建设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先生主编的这批译作使我们初步了解了国外的过去和现在，对业界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就是这次讲课时汪师十分强调：“理论只能启发实践，不能指导实践。”

    又过去了两个月，在冬天里先生又召我们一次，这次不知为什么选在无线电系的3楼，主要讲的结构主义和治史方法。前者分析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关系及存在的局限。治史的讨论可能也和先生几年前所从事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有关，这项研究最初得到日本丰田财团的资助，后来又有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建设部科技发展司的联合资助。读研期间汪师赐我的一本书就是《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天津篇》，这是由以先生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会和以藤森照信为代表的日本亚洲近代建筑史学研究会共同出版，在日本印刷的一本普查性的档案资料，以此书作为范本，以后又改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北京、武汉、广州等十几个分册，先生同样是这一空白领域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先生说：“在若干年内搞一本中国近代建筑简史，现在先做准备，我觉得了解的情况还太少，虽已做了不少工作，但真要搞得像样，还要下功夫”。“光看几个点（像上海、青岛）不行，还要看这些点在面上的位置。”同时介绍了中国近代一些史学家的观点和治史方法，疑古变伪，乾嘉考据，三通（文史通义、史通、资治通鉴），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要想治史，必须对此有所了解。”

一个月后还是在无线电系3楼，这次讲的是视觉艺术方面的问题，是从潘诺夫斯基的《视觉艺术中的意义》和沃尔夫林的《艺术风格学》谈起，这二人都是艺术史学家，都与建筑有密切的关系，用建筑来说明艺术理论，先生说这是一种“基本修养书”。但是他们出发点又各不相同，沃尔夫林是形式分析的大师，关注从艺术品本身来分析艺术品，从而试图发现解释作品视觉特征的一般法则。潘诺夫斯基则以图像学研究出名，他更为关注作品的主题和意义，由此找到与作品相关的文化因素和心理因素（先生在介绍塔非里的《建筑的理论与历史》文章中也用相当的篇幅介绍了结构主义者潘诺夫斯基的理论）。先生说这些书读起来很吃力，但“对待艺术形象，必须学新的东西，并放弃旧的东西。”“像朗香教堂、流水别墅、代代木体育馆都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下面就需要引领和借鉴其他东西，例如从语言学上找到出路。”记得那天汪师还提到了有关中国画论方面的内容。

由于本身设计工作太忙和众所周知的原因，1989年几乎没有再上过课，我则集中于论文写作的准备， 1990年汪师去美国探亲，年底在历史所介绍美国重游的感受并放了大量幻灯，同时也询问了论文的进展情况，我利用1990年底亚运会结束以后的空闲，抓紧突击论文的写作，期间汪师还曾赐书两册，一是根据我的论文内容，把别人送他的一本有关日本设计事务所的专集赐我，“日本设计”是日本一家有影响的大事务所，是在1968年日本第一栋超高层建筑——霞关大厦建成后从原山下事务所独立出来的一批建筑师成立的事务所；另一册是由汪师和陈志华先生共同主编的《现代西方艺术美学文选——建筑美学卷》，正如先生所说：“建筑现象是比较复杂的，它功能的一面作为房屋有些类似机器或器具，……在它里面，古今中外文化历史的交融渗透，也都有所体现。这当然和机器、器具大不相同，和诗歌、文学、绘画等所谓情感符号的艺术也不相同。因此，在美学中有些常见的范畴，如‘形式与内容’、‘表情与形式’、‘联想与直觉’，甚至符号的意义等，在建筑的艺术性理解中都有既相同又不相同的地方，不容易解释得清楚。我们这里对文献的选择并没有陷入这些探讨，只是沿着一条曾经有许多人走过来的路，摘录了这段路程上对建筑审美观点实际存在的各种不同的议论，希望能得到些启发。”

    到论文的最后定稿之前，汪师又做了最后的把关和指导。其中印象最深刻也是最关键之处就是几次先生都强调，不能只满足于表层结构的描述，论文不是科普文章，要加强理论性，要把深层结构的内容再发掘一些。并指出形式中包括文化和技术，后者有些是必然的，社会要进步，工业要发展，有了前人没有的东西，就会有前人没有的手段，形式必然要发生变化。但此外还有深层次的东西，二者是不能分开的。他还以结构主义举例，结构主义就是关系，很多东西是看不见的，这些内在的东西就是结构。我在论文中提到“中国讲究对称，而日本更多是不对称”，汪师就提到首先对称并不是绝对的，对称和不对称都属于表层结构，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之所以如此，有其文化深层的原因……当然论文最后也还没有改得完全让先生满意，我想可能就像先生在讲课中常说的：“在岸边游泳，水花可以很大，但深处却没人敢去。”

    两度师从先生，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和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像我这样，出学校门后经过了二十几年的社会实践和专业实践之后，有机会再次受教，体会可能更深一些。先生首先是诲人不倦的良师、名师，在清华四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中，他把毕生的精力和学识都投入了教育事业，深受众多学子的尊敬和爱戴。记得1996年5月12日，在汪师的家中祝先生的80大寿，众多老师和弟子陆续前来，先生身旁堆满了弟子们贺寿的鲜花篮，而几代弟子们簇拥围坐在汪师身旁，其情融融，其乐融融。那景象正如陈伯冲学弟在当天送给先生的条幅上所写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十分准确的写照。先生又是博古通今，会通中外的学者，他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晚年尤甚。他时刻注视着学术的最前沿，不断有新的追求，新的思考，新的发现。先生在许多领域都有开拓性的作为，包括建筑史学、建筑美学、设计方法学，甚至包括哲学、社会学。所以听先生讲课每每感到十分吃力，因为先生的思维跳跃，天马行空，我们的思路很难跟上，也可能是因为先生是从另外的学术层面加以解读的关系。建筑学是一门复杂而又特殊的学科，常常被一些技术学科认为没有什么高科技含量，而人文社会学科又觉得都是雕虫小技，缺少学术、理论层面的阐释。而汪师的许多工作正是努力把我们从单纯的建筑功能、形式、材料、经济等物质的“器”的范畴中解脱出来，努力从社会、文化、哲学、美学等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发掘，从而更好地上升到“道”的层面，这样才能知其然同时也知其所以然，这是更高层次的传道解惑。

    先生在为人处世上坦荡正直，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轻易附和。2000年春节到先生家拜年，当时正为国家大剧院的方案各方争论得很厉害，先生十分明确地表示了对现方案的反对立场，并对当时我国建筑界的乱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先生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虽然对业界是开拓性的引领，但也是克服了众多困难，筚路蓝缕。记得有一次讲课时提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课题有自然科学基金会支持了4万元，平均每年1万元，虽然在20多年前1万元还比较值钱，但对研究来说肯定是远远不够的。但先生仍是非常乐观，一次我去医院探望汪师时，先生还特别强调，我对建筑理论的研究还是乐观的。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先生热爱生活、充满情趣、达观淡泊、处事低调。先生博学多识，兴趣和爱好涉及历史、音乐、美术、文学、哲学等诸多方面，半个世纪以前他从美国给师母的信中，列出了大量的书单和唱片目录，谈了许多对音乐家和他们作品的评价和看法，很有见地。有一次去探望住院的先生，还给我谈了好多音乐的事情，并告诉我一定要有一个较好的音响。还记得1991年春节期间的初四，先生邀萧默和我们全家去他那里做客，除了讨论我们论文中的问题外，一起看幻灯，聊天，而师母和“夫人”们一起拌凉菜，煮饺子，充满了家庭般的欢乐，这难忘的春节，温馨的春节给我们流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始终有一种感觉：汪师精力充沛、思想活跃，还有许多事情计划要做，他的思想体系还在逐步完善和成形之中。先生去世以后的第四天，我去安贞医院看望住院的师母，马先生给我谈的一些话更加深了我的这一感觉。马先生说：先生想把去赖特处拍的许多照片配上文字出一本书，但没有完成。原来还想出3本书，也没有动手。他也想把过去讲课的录音整理好，要是放在现在可能就讲不出来了。但必须要补充修订，还要配上插图，有的甚至要否定，重新认识。

先生常有忧国忧民之心。他觉得现在大家就注重钱，这些东西没什么用。先生晚年很寂寞，他非常希望大家来，讲讲外面的情况，一起讨论。

 

……

 

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汪师，常怀赤子之心的汪师，忧国忧民的汪师，坦荡正直的汪师，敢于否定和自省的汪师，充满情趣的汪师，在这样的恩师身边，我自己忙于事务，疏于学习，失掉了多少次求教解惑的机会，怎不让人遗憾呢？

 

 

2011年10月国庆假期最后一日

10月10日二稿

  

  我听到一些反映，也收到一些来信，关于中央音乐学院70华诞庆典音乐会的反映，现选登一篇文章如下：

 

看到报道中央音乐学院70华诞首场庆典音乐会的文章中如下一段，心里很不是滋味：

　　“音乐会上最令人感动的一个节目，是在李岚清同志建议下，临时加演的马思聪的小提琴曲《思乡曲》。由于一时找不到钢琴伴奏谱，著名小提琴家、校友吕思清只能一个人独奏。虽然少了钢琴伴奏，但那如歌如诉的旋律更令人荡气回肠。马思聪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在院庆的节日里特意演奏这首作品，是为了缅怀70年来为学院的建设做出过贡献的前辈们。”

音乐会演出了古今中外许多曲目，策划者怎么就没有想到马思聪的曲目，还要李岚清来提醒呢?

在下不敢探究更深刻的原因，起码觉得大家对马思聪知道得太少了，许多“知道”的人大概也就仅限于知道他写了“思乡曲”而已。本人曾先后遇到两位资深小提琴教授都不知道马思聪写过几首小提琴回旋曲（第一回旋曲是知道的）。教授尚且如此，学生就更不要说了。

联想到前些年虽然出版了马思聪全集，但至今没有发行，无处可买。虽然马思聪的“叛国”问题1985年就得到彻底平反；在温家宝总理的关心下，2007年马思聪的骨灰返回祖国。但是马思聪写下了那么多优秀作品，为什么今天除了思乡曲之外很少演奏？社会对他似乎有些敬而远之，小孩子们大概已经不知道马思聪是谁了。鸾鸟凤皇，日以远兮。但愿这不是杞人忧天。

 

九旬音乐马老太思琚，“身兼”数病，腿、臂曾多处骨折，行动受约。为免“迟缓、迟钝、痴呆”，累及家人，目前不仅每日练琴2-3小时以“练眼、练耳、练手、练腿、练心、练脑........”，还教授学生、提携后辈，并不时管管“闲事”、经常出出“主意”！天天充实度过、时时自我更新，堪为吾辈之表率、不愧长辈之楷模！特以马老太练琴时记录示之亲友，恭祝老人家健康长寿！

小婿 独眼老枪 记
2010-10-22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2NTQ5ODQ4.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2NTUxNDY0.html

    在最亲密的战友拉倒了之后，我们回到北京。有好几年我依旧处于“拉一把就回来，推一把就过去”的“敌我之间”的位置上，老是干体力活，如守菜窖、掏粪坑、扫厕所之类，汪先生则正式“回到人民队伍”里，有资格“为人民服务”了。不过，我们有几次被召去参加同一个批斗会，“接受教育”。有一次是批斗美术教研室的一位全系最年长的女教授康寿山先生。批斗的事由是她染上了感冒，不请假而两天没有来上班，事后又没有补假条。几位中年教师，一上来就火力很猛，“上纲上线”，给她戴上了“蔑视工宣队”、“抗拒思想改造”的罪名。康先生跺着脚大哭，喊道：“我那几天发烧，带病来上班，你们不知道吗？我这么大年纪，这种常见病的药家里都有，自己吃吃休息两天就好了，如果到校医院去看病，打病假条，跑来跑去，病反而更重了，这样的事，你们真的不懂吗？”她这么哭喊，按当时的惯例，叫做“态度不老实，有对立情绪”，于是积极“要求进步”的革命派的火力就加猛了不止一倍。我是被叫去听着“受教育”的，自然没有资格发言，但是汪先生和另一位女美术老师华宜玉先生也一言不发，这在当时很犯忌讳，至少可以上纲为“不服气，向工人阶级示威”，是立场问题。我心里着急，使劲看他们几位，华先生已经涕泪满面，甚至出了抽泣声，汪先生眼圈通红，嘴角发颤，身子烦躁地动来动去。那可真是难熬的折磨。其实，谁都知道，康先生从来办事认真，而且心地善良，平素人缘很好。在鄱阳湖农村劳改的时候，每逢干插秧、割稻、上屋顶补油毡这些比较累比较苦的工作，她总会找我搭伴，坦率地对我说，因为我懂得照顾她。但在这个她因为没有开病假条而挨批斗的场合，我实在束手无策，而且还为汪先生和华先生难过。心想：你们随意搭上两句不就拉倒了，康先生也不会怪你们。但他们一直没有开口。好不容易熬到散会，离开那幢教学楼一箭之地，看着四下里没有那些积极分子，我凑到汪先生身后，叹了一口气，汪先生回过头来，好像要把一肚子愤怒都向我发泄，连说了几句：“这叫什么道理？”我说：“那些批康先生的人，有一些也不过是表表态。”他说：“有那么表态的吗？上纲上线，那些人跟康先生一起工作了一二十年，还不知道她吗？”我说：“大家都怕工宣队。”他更来了火，说：“还能比我更怕吗？我都戴过美蒋特务帽子！”说得很激动，我怕他惹祸，就不再响了。

    自从“白卷英雄”打开了大学之门，我们系也有了工农兵学员，由教师带着到工地去“开门办学”。有一次，到东方红炼油厂工地办学，汪先生和我都去了。汪先生做技术工作，我负责打扫卫生，但工作量很小，扫完了就一整天无所事事地闲着，因为工宣队员并不到工地去教育我们，所以我就在一栋小工棚里呆坐着看“红宝书”。看不下去，就凑到汪先生桌边看他工作。汪先生可真是个“通才”，他干的居然是规划、设计输配电，竟没见他遇到了什么难处，只有一本教科书放在手边，偶然翻翻、查查。我们学建筑的人，说实话，对水、电、暖这些工程一向不大肯学，即使有课也学不好，甚至以不正经去学为荣，考不及格也不过嬉笑一场。汪先生自从拿了这件工作，一直没有说过什么不适应的话，后来及时完成了任务，真想不到他还有这么一手。所以后来他自己拆改电视机、计算机之类，我都不觉得奇怪。整个建筑系，能这么干的，我知道只他一个。

    汪先生的爱好和知识有没有边缘，我不知道。他爱好音乐，对西方音乐史十分熟悉，而且颇有看法，竟有胆量跟师母音乐家马思琚教授辩论几句。他爱好哲学，从黑格尔到后现代主义都能说个不休。相反，我却是一个在各个方向、各个领域都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以我这些回忆写到末了就只能写“佩服、佩服”。 

二00八年九月

全文完。 感谢陈先生生动的描述！

   吴良镛先生也负责给瓦工供砖供水供灰。有一天，不知是什么意思，当工地主任的连长，弄了小段内墙给汪、吴二位先生砌，一根线，一人一头。二位老师一上来就较上劲了，简直玩命。这一位砌到了中点不顾另一位，回头就升线，那一位只好不看线，猛赶，赶上了，领了先，也回头就升线。工作面上的人都惊呆了，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大喊大叫地想制止他们，他们不理。我也大叫了一番，请他们别胡来，他们不理我，我只好上去把线扯了！这时候其实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便都停了下来。等他们喘息了一阵，才弄明自，原来是对工宣队员的口头禅“臭老九什么都不会做”的反感在心里郁积得多了，一当上“技术工”，便发泄了出来，恨不得一天就垒一堵墙，互相不满对方干得太慢。待歇过气来，两位先生自己也觉得滑稽。如果这时候有一位心理学家在场，一定可以写成一篇长期受压抑的人的什么什么心理现象的论文。这种状态，在我们大家的玩命劳动中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其实连工宣队员都看出来了，所以到农场的头几天装模作样地参加点劳动，后来实在吃不消，不敢和“臭老九”较劲，就远远躲开了，天天躲在工棚里“开会”。他们自从“占领”了上层建筑，一年多来抽着烟卷摆出一付“教育者”的样子说三道四，早已养尊处优，干不动体力活了。这次垒墙大战之后，吴先生被调去专责伺候春天刚刚种下的一百来棵树，汪先生又回来给瓦工供应砖、水、砂浆，他跟另外几位“壮工”央告一番，仍然跟我搭伴。就因为汪先生供砖、供砂浆，供得十分及时，所以我们这个组合砌墙的进度始终是全连第一名。虽然是基建连，但农忙时节也要参加插秧和收割的，汪先生和我还是一对搭档，我插秧，汪先生就供秧，我们的速度也是全连第一。汪先生很在乎这个第一名，为了保持“荣誉”，他总唠唠叨叨嫌拔秧送秧的人太慢，送来了一批，就跟小青年们抢秧，抢到一簸箕，赶紧在没膝的稀泥里摸爬滚打，十分艰难地给我送来。有一次抢得凶了，竟跌倒在田里，弄得一头一脸都糊满烂泥。全连队的人一般都很敬重他，但这一脸烂泥却引得大家都很开心，仿佛忽然都成了京剧脸谱专家，七嘴八舌讨论他的脸谱应该属于哪一类角色。

    工宣队是以“教育者”的身份来管理我们，并且来给我们当“榜样”的，所谓“言传身教”，可惜，他们的表演实在很丢面子。一到农场，知道那里血吸虫闹得厉害，就一方面高谈阔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方面宣布他们个个都有“老寒腿病”，不能下水田。但在我们为防虫而在下水田前往腿上抹二丁脂的时候，他们的责任心上来了，过来说些讽刺话，挖苦知识分子怕苦怕死还怕小虫。甚至在规定的二丁脂结膜起作用所需的半小时达到之前就赶我们下田。农场的水，不知含什么成分，一条新毛巾，几天之后就变硬了，而且变成了深深的铁锈色。吃的、喝的、洗的都是这种水。只有场部（那时叫团部，因为农场是军事编制）有一口很深的好水井，所以各连（大体一个系为一连）的工宣队员和军代表都在场部吃饭。夏天汛期来到，一望无际的鄱阳湖水高出堤内我们的棚舍屋脊好几米，工宣队员忽然都不见了，不来教导我们“与天斗，其乐无穷”了，原来都回北京开会去了，多么多么重要的会，等等。在这种情况之下，教师里面不免有些叽叽喳喳的议论，为了加强对教师们的思想统治，各连工宣队早就选拔出来一些教师当“干部”，也当耳目。他们往往比工宣队还厉害。工宣队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批评“臭老九”的时候只会无限忠于伟大领袖，引几句红彤彤的语录来上纲上线，一般都归结为“一条死路、一条活路，两条道路任你选”。而这些从教师里选出来的“改造得比较好”的样板，发起威来就比工宣队员更加厉害多了。有一次，我和一个这样的样板分子两个人值夜班，就是通宵巡逻。那几天正好美国人发射了一枚什么新式的卫星，据说深夜能看到它像一颗流星在天上划过。我们俩就使劲在天上找。找着找着，我犯了糊涂，说了一句：“美国人的卫星在天上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田里转。”第二天天亮，我刚刚躺下，就被工宣队差人传了去，大批了一顿，结论是：“离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不远了”，如果不下定决心洗心革面，那就救不回来了。接着，全农场的广播喇叭都播出了那位一起值夜班的什么分子写的批判稿，一直播了两个礼拜，直到另一个倒霉蛋说的什么话被报了上去，才把我换了下来。广播稿里最叫我听得进去的一句话是：“你在教材里恶毒地影射攻击伟大的党，你不思改过，前债未了，又添新债，你好大的胆子。”这一来，倒叫我把己经几乎忘记了的“前科”想了起来，吓出一身冷汗，从此整天不说几句话，也躲着汪先生。虽然他的“历史案子”早已了结，但是工人阶级还捏着辫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可能再翻出“旧案”来，当时这是寻常的事。我怕连累了他，轻则说他跟我“乌龟找王八，臭味相投”，重则会说“两个人凑在一起说些见不得人的鬼话”，那他就会有大麻烦了。可是汪先生从来不躲我，依然放足了大嗓门跟我谈话，那种情况下的信任和关切，我真是永远记得感谢。

拼命劳动，超负荷地劳动，这是我们这些“臭老九”的普遍状态。说实话，这倒不是因为接受了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大大提高了觉悟，而是因为有点儿赌气。为了贬损知识分子，说些莫明其妙的怪话讥讽知识分子什么都不行，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猪也抓不住。那些工宣队的“师傅们”，就天天反复念叨这些伟大“思想”，好教我们知道远远不如农民聪明和能干，要“夹起尾巴做人”。一来二去，“臭老九”们肚子里都有气，拼命地干活，干得出色，就是证明自己价值的一种方法。这也许很幼稚，白白糟蹋身体，但是，当时只有这样才能出一口气。而且，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知识分子肚子里的知识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的”，没有用了，要大换班。所以，既然身在农场，那就趁劳动的机会锻炼锻炼身体以待将来罢。工宣队把这种“活思想”叫做“人还在，心不死”的复辟梦。但心底里的事他们管不着，而教师们心照不宣，个个干得很凶，甚至把从附近生产队请来当教练的贫下中农都累得受不了，跑了。跑了就跑了，有一天连队厨房要杀猪，一位又瘦又小的女老师，自告奋勇，拿起尖刀只一下，就干脆利索地捅死了那头大猪。工宣队怕知识分子因此又“翘尾巴”，敲打了几句，大家不做声。过些日子，又要杀猪了，一位美国留学回来的年长老师，也是上去一刀就成功。这次是工宣队没有做声，大家心底里痛快。

汪先生本来很胖，干活减肥，眼看就去了肥膘，瘦了下来，他常常摸着肚皮，自以为得意，不过皮肉松松，往下搭拉，实在不大好看，我常常跟他开玩笑，故意一惊一乍地叫他扎牢腰带。他其实心里还有鬼，几次悄悄地跟我翻扯，说“文化大革命”前辛辛苦苦刚刚学得入了门的日文，看来只好丢了。那个环境里，不但平日没有时间温习，即使两个礼拜一天的休息日，也累得只想伸直了腿躺一躺，何况身边有的是告密者，拿起一本日文书来，被告到工宣队那里去，吃一顿训斥也实在不是滋味。工宣队一知道什么人谈谈专业或者学术上的问题，马上就会嗅出“阶级斗争新动向”，摆起架式“教育”一顿，常说的核心语言就是：“还想翻身当臭知识分子？别做梦了！这辈子再也别想了，拉倒了罢！”但汪先生真是所谓“死不悔改”，不说说就不痛快，他当然知道我决不会去告状邀功，所以就悄悄跟我说。不过我倒是劝他别再想那个日文了，保住健康才是眼前最重要的。他找不到同情者，有点惆怅。虽然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挖空心思找些有价值的书来看，但我并不是胡弄他，而是因为，我觉得，在那种时势下，能活到六十岁大概就到头了。

过了些日子，我们土建系的连队变成建筑工程连了，专门负责造房子。工宣队说这是发挥我们特长，不过，当然要教导几句警惕专业思想复辟之类的话。我当瓦工，汪先生的任务是给我供砖、供灰浆、供水。我这个人干活喜欢当“拼命三郎”，动作快，也讲究质量。汪先生的工作量跟着上了码，尤其是挑重担上脚手架。这一下，汪先生的犟脾气就全上来了 ，不停地咬着牙干，供应足了，就很得意地装怪腔怪调向年轻的供应工喊喊叫叫，觉得挺有面子，过瘾。他嗓门大而亮，情绪又高，成了脚手架上一景。有一次，大概是砖呀，水呀，灰浆呀供应得太足，竟把脚手架压塌了，好在汪先生年轻时候曾经是篮球运动员，反应快，一把抱住了脚手架的立柱，没有跌下去。脚手架是朱畅中先生搭的，倒塌的时候胡允敬先生正在下面，三位老前辈闹了一场戏，把大家吓得够呛。工宣队觉悟高，警惕性跟着就高，打算抓出个阶级斗争事件来，暗地里招人去谈话，弄了几天鬼，抓不住什么，只得不了了之。

    中国近代建筑界中，有一位前辈不可以不纪念，那就是汪坦先生。汪先生“由于种种原因”，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才得以充分发挥他的学识。在短短的二十几年中，他做了三件意义重大的事，这就是：一、主持了《世界建筑》杂志的创办；二、主持了我国近现代建筑的普查和研究；三、主持了《建筑理论译丛》的翻译。同时，他还参与了深圳大学建筑系的早期建设。

    可惜，这几件大事我都没有掺合，自有别人来写，我只能写一写我和他一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琐事，作为纪念。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头两年主要是红卫兵造反，是党内高层斗争，教师里主要是那些“学术权威”遭难，被带上“反动”帽子，挨批挨斗。汪坦先生和我一样，都是“逍遥派”，每天到系里参加“学习班”组织的活动，喊万岁，唱语录歌，看看教人晕头转向的大字报。人人忧心担心兼而有之，但无可奈何，只能诚惶诚恐地等待不可知的命运。

    一九六八年夏天，“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占领学校，“革命”从此就革到了教师们头上。学习班办了些日子之后，汪坦先生和我都被弄进了“牛鬼蛇神”的特别学习班，汪先生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一腔热血献身卫国而被认为“有历史问题”，受到审查，不过，那些陈年老故事早已弄清楚，所以不久便“回到人民队伍中来”；而我却被逼着、诱着要承认在《外国建筑史》教科书里“恶毒影射攻击共产党”。我在枕头底下藏了一大瓶敌敌畏，准备“顽抗到底”。这期间，我和汪先生见不到面，只有下乡收麦子的时候看到他，精神还好。不过，工宣队不许我们叫他汪先生，那是“四旧”，应该叫老汪。对一位受人尊敬的前辈，如此轻慢，我实在叫不出口，干脆，不如带半点玩笑，叫“老头儿”。就这样，一直叫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叫了整整八年。

    过了一年，一九六九年夏天，上面一句话，知识分子要走“五七道路”，就是知识分子，包括教授、学者、文艺工作者和一些机关干部，要下乡务农，“自己养活自己”，以求“脱胎换骨，重做新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各自在江西省鄱阳湖南岸办了一个挺大的“五七农场”，汪先生和我都去了。这两个农场，前身都是劳改农场，当地吸血虫病闹得很凶，为了保护劳改犯的健康，把他们迁走了，空出地盘来给我们这些臭老九们去“接受再教育”。我们的命竟比劳改犯的还贱。

    汪先生和我分在一个连、一个班，他已经五十多岁，对他有点儿照顾，给他睡下铺，我睡在上铺。每个人的铺位大约是七十厘米宽。天气非常热，拥挤而又不通风的棚舍里日夜的温度都有四十几度。头几个月，我们的工作很乱，好像工宣队还没有做出什么规划。我们把劳改犯种下的稻子收割了，打场脱粒，也搬运水泥、砖头、钢筋、煤炭，搭建厕所、浴室。或许是为了照顾几位年长一点的，汪先生和另外几位老人家就留在砖场里。场里有些小搬运的工作，汪先生咬咬牙，“锻炼、锻炼”，三个月下来，就能挑得动二百四十斤的担子，这期间挑断了四根青竹扁担。每次断了一根，他都很以为光荣，放大噪门哇哩哇啦给我炫耀一番。